今年春天，醫生們在治療一位在嚴重的電擊事故中受傷的5歲男童時，發現了另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男童血液里的鉛含量已達到相當危險的水平。這個發現揭開了中國最為嚴重的鉛中毒事件之一”

這是一篇題為《“血鉛事件”敲響環保警鐘》文章中的一段話。這篇刊載于美國《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榮獲2007年第九十一屆普利策新聞獎“國際報道獎”，也讓很多人記住了血鉛這個名詞。

此后，隨著血鉛事件的不斷出現，以及對鉛塵污染和廢舊鉛蓄電池電解液污染的逐漸了解，鉛蓄電池企業成了眾矢之的。

但讓輿論大嘩的血鉛事件罪魁禍首真是鉛蓄電池企業嗎？

綠源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倪捷向《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表示，把血鉛事件等同于鉛蓄電池企業鉛污染是錯誤認識。可以佐證的是，美國環保總署在2006年發布的一份《空氣鉛含量標準》報告顯示，鉛冶煉、鉛蓄電池生產分別位列鉛污染源第十一、十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工業用、商用和社會用鍋爐及熱處理。

也就是說，鉛冶煉和鉛蓄電池生產并不是造成鉛污染的主要原因，但我們不應忽視鉛蓄電池帶來的污染問題。環保組織史密斯基金會認為，世界上最嚴重的10個污染問題，其一就是錯誤拆解鉛電池造成的。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鉛蓄電池生產國、消費國和出口國，我國每年報廢的鉛蓄電池約5000多萬只，其含鉛重量達30多萬噸。廢鉛蓄電池再生鉛廠近300家，2011年國內再生鉛產量為135萬噸，占當年鉛產量的29%，約九成以上的企業沒有采取煙塵處理，整體水平僅相當于上世紀60年代國際水平。

一場整改風暴呼之欲出。最新的消息是，7月1日，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環境保護部共同研究起草的《鉛蓄電池行業準入條件》正式實施。該文件從企業布局、生產能力、不符合準入條件的建設項目、工藝與裝備、環境保護、職業衛生與安全生產、節能與回收利用、監督管理等方面制定了相應的措施。

行業將重新洗牌。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李勝茂表示，目前國內市場現存的鉛蓄電池生產企業近2000家，此次整頓的目標則是要將此類企業規范在300家左右。也就是說，市場現存約九成的企業都將被關停。安信證券認為，競爭將進入技術帶動行業發展的良性循環，行業局面將大大改善。

沒錯，掐斷了鉛蓄電池生產源頭也就等于關閉了鉛污染的水龍頭。不過，這也讓廢舊鉛蓄電池的回收和利用變得更為重要。據公開數據顯示，2015年，國內再生鉛將達到250萬噸左右，市場空間將在360億元上下。

典型的鉛蓄電池回收生產工序是，敲開一個回收來的廢舊鉛蓄電池，把含有鉛泥的電解液隨手倒掉，稍有“環保意識”的，則把它倒進排水溝。然后，取出板柵，將其放入簡單的冶煉爐中融化，開敞式的生產過程中大量鉛煙升起，隨風飄走并凝華成鉛粉；電池的塑料外殼可能已經含有微量的鉛，但簡單地加工后，可以出售給生產廉價塑料制品的廠商。

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專職副理事長王敬忠透露：“他們所到之處，鉛和酸的污染嚴重，有時會滲透到地下，使土地的恢復變得相當困難。”這就表示，如果廢舊鉛蓄電池的回收和處理不規范，造成的環境問題比鉛蓄電池生產過程更加嚴重。

不太好的消息是，由于全國性回收網絡遲遲未建，鉛蓄電池回收市場的約80%份額集中在個體戶手中。這無形中增加了治理鉛蓄電池污染的難度。

6月中旬，本刊記者分別走訪了鉛蓄電池產業鏈上下游的 國內最大的電瓶(蓄電池)生產基地浙江省長興縣和國內最大的廢舊鉛蓄電池回收加工基地安徽省界首市的相關企業。其間，有些不可捉摸的現象似乎讓跨越治理鉛蓄電池污染的最后一公里時間，變得有些漫長。

離奇的“天能動力事件”

在浙江省長興縣306省道25公里處，路邊的幾塊鉛蓄電池企業的大型廣告牌尤為引人注目。不遠處的一塊寫滿電池企業名稱的路標，不斷提醒路人 這里是國內最大的鉛蓄電池生產基地 浙江省長興縣城南工業園。

據長興縣經信委行業管理辦公室主任王利森估算，預計2013年城南工業園總產值達到97.5億元(不包括鉛冶煉和廢舊蓄電池回收)。在這里，最具代表性的企業，莫過于國內最大的電動車動力電池生產企業天能動力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天能動力)。戲劇性的是，天能動力入駐城南工業園卻是從一次嚴重的污染事件過后。

天能動力的前身是長興縣煤山鎮金雞山下新川村的村辦小廠 長興蓄電池廠，成立于1986年。經過近20年持續發展，到2005年，天能動力僅鉛蓄動力電池銷售收入就已達到4.62億元。同年，天能動力還分別成立了江蘇和蕪湖公司，以及電器制造分公司。

但一場嚴重的突發事件卻砸在了天能動力的頭上。2005年5月初開始，煤山鎮1300名兒童在附近醫院接受了血鉛檢測，結果發現700名兒童血鉛含量超過100微克/升。按照國家血鉛診斷標準規定，人體內含鉛等于或大于100微克/升時為鉛中毒，這700名兒童即為血鉛中毒。

讓天能動力更感到不安的是，他們成為了頭號懷疑對象。據天能動力招股說明書公示：2005年6月27日至30日，由于新川附近村莊的200名兒童鉛中毒被認為天能動力污染所致，當地的600多名村民闖入該廠，反鎖數百名員工，要求工廠停產或搬遷，雙方對峙5天，造成至少4人受傷。到當年的7月29日，天能動力供水設施也遭到了破壞。

“天能動力事件”引起了長興縣委、縣政府的重視。2005年8月2日，長興縣政府委托浙江省環境保護科學設計研究院和浙江省環境監測中心站開展對天能動力及煤山鎮部分地區環境現狀進行調查。對天能動力廠區及周邊環境空氣、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生物等進行監測調查，為期2個月。

結果顯示，“天能動力及區域土壤鉛含量對植物和環境不造成危害和污染；區域環境空氣未受到鉛污染，對于當地居住區人群健康是安全的；地表水未受到鉛污染，鉛濃度符合《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III類標準，區域地下水未受到蓄電池企業的鉛污染，可以用于生活飲水。”

但這并不能徹底打消當地居民對天能動力的懷疑。此后的8月14日至20日，煤山鎮農民多次集聚在天能動力廠房外。8月20日當天，天能動力廠房辦公樓和倉庫也遭到損毀。

這起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直到7年后的今天，城南工業園所在地和平鎮的群眾依然記憶猶新。

但本刊記者對于這起事件卻意外獲知了另外一個版本。據一家當地的主要電池企業的高層張曉榮(化名)透露，天能動力并不是導致該起“血鉛”事件的唯一原因，有一家企業的負責人有意刁難天能動力而挑起的事端。一位從天能動力離職的員工方勝利(化名)也表明了這種觀點。

血鉛事件的主要路段是煤山鎮大懸路，而這條路上各類生產企業有30多家，鉛蓄電池企業也并非只有天能動力和其子公司浙江省長興天能電源有限公司(下稱天能電源)一家。長興大能電池有限公司和浙江寶仕電源有限公司同樣是有著一二十年歷史的企業。此外，還有多家耐火材料生產公司和紡織公司。

方勝利表示，就從企業所在地的位置分析，天能動力也不應該是這起血鉛事件的主要責任承擔者。

要環保還是要關門？這是當地蓄電池企業彼時必須做出的選擇。這一年，長興縣的鉛蓄電池企業從175家銳減至50家。
搬遷背后

天能動力則為此向煤山鎮“賠付”了100萬元。在措辭上，天能動力特意強調為“自愿捐款而非罰款”。

此后，鉛蓄電池企業紛紛加大環保力度。當年，天能動力投入了3000多萬元購買環保設備，第二年再投入了5000多萬元。另外一家知名的電池企業超威電源有限公司(下稱超威電池)搶先天能動力一步投入2000多萬元。超威電源執行董事周龍瑞表示：“現在回過頭去看看，這是件好事情，它逼著我們想方設法地去改進生產工藝，完善環保措施！”

長興縣政府對企業的環保工作也給予了大力支持。長興縣規定，對環保治理通過驗收的企業，給予設備投資額4%的獎勵；在規定時間內自愿申請停產的企業，給予1-5萬元的補助；對改造生產設備、改進生產工藝、提升產品檔次的，給予一定鼓勵。

不過，迫于輿論壓力，天能動力將電極板生產業務轉移至當年10月才成立的天能動力(蕪湖)有限公司(下稱天能蕪湖)。

2009年6月6日上午，天能動力循環經濟產業園項目正式落地和平鎮。天能動力循環經濟產業園項目是天能動力瞄準循環經濟和新能源產業方向而建立的產業園區。當天簽約的項目分別為天能動力子公司浙江天能電源材料有限公司(下稱天能電源材料)總投資3.36億元的“規模化無害化廢舊電池回收處理項目”(下稱回收處理項目)和另一家子公司天能動力能源有限公司總投資6.12億元的“儲能電池生產項目”。

城南工業園地處長興縣和平鎮。天能動力循環經濟園在此落地之前，當地的很多村民對“天能動力事件”毫不知情。一位和平鎮居民告知本刊記者，當時他只知道在他們長期居住的地方劃出一大塊空地，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天能動力入駐城南工業園對當地蓄電池產業發展非常有好處。長興縣委副書記項樂民說：“天能動力循環產業園項目，突破了單純電動助力車用電池生產，在電池回收循環利用和儲能電池開發生產上搶占市場制高點，走向了更為廣闊的新能源市場，形成了更為優化的產品結構。”這個項目被認為必將帶動長興蓄電池行業整體水平的提高，推動長興蓄電池產業集群發展。

循環疑問

天能動力在城南工業園的一大“亮點” 再次確立廢舊鉛蓄電池回收。

這已不是天能動力第一次嘗試了。早在1995年5月，天能動力成立了廢舊鉛蓄電池回收公司 浙江省長興天能物資回收有限公司(下稱天能物資回收)，天能物資回收由天能電源、浙江天能電池有限公司(下稱天能電池)分別控股40%、60%。

但到了2009年，這家公司從天能動力的公司架構中突然消失。有業內人士告知，天能動力回收到的廢舊鉛蓄電池的數量遠遠小于賣出的鉛蓄電池的數量，這是導致他們回收難以為繼的原因。

事實上，國內的鉛蓄電池生產企業一般都不介入回收工作。據業內人士介紹，即便是廢舊電池，或者生產過程中的下腳料，比如鉛塵、鉛泥、鉛粉，這些下腳料都讓第三方公司回收。

鉛蓄電池生產企業之所以這么做，除了自身能力有限之外，還有就是國內回收廢舊鉛蓄電池無序競爭的混亂局面所致。在國外，回收工作一般都由鉛蓄電池生產企業自行承擔，因為消費者必須把廢舊鉛蓄電池交到指定回收點。比如，在瑞士和日本，每處理一噸廢電池，政府要補貼廢電池處理企業約合人民幣5000元；而在韓國，電池廠家每生產一噸要交一定數量的保證金，用于支付回收者、處理者的費用，并指定專門的工廠進行處理；還有的國家對電池生產企業征收環境治理稅或對廢舊電池處理企業進行減免稅等。

市場空間廣闊、政府補貼優勢，再加之廢舊鉛蓄電池無序競爭，這三個方面的優勢，讓廢舊鉛蓄電池回收市場充滿了誘惑力。天能動力自然不會放過這么好的機會。據天能動力董事長張天任介紹，他們不僅成功找到了提高廢舊鉛蓄電池回收利用率的辦法，而且把電池的分解率提高至98%左右。

對于建在長興城南工業園的天能循環經濟產業園，張天任表示，“這個產業園建成后，可無害化回收處理廢鉛蓄電池，預計每年可將15萬噸廢舊電池變成10萬噸可被循環利用的再生鉛。”同時，該回收處理公司不僅承擔著回收天能動力生產的電池，還將回收其他廠家生產的廢舊電池。

不過，業內人士王凱(化名)稱：“天能動力興許有這個能力做好回收，但更像是個迎合相關部門胃口而作的秀罷了。”

他透露，“天能動力的這個項目除了能拿到浙江省相關部門的補貼外，還能獲得相關國家項目專項扶持資金。”據了解，2010年8月30日，國家相關部門已將天能動力循環經濟產業園建設的“規模化、無害化年回收處理15萬噸廢鉛蓄電池項目”列入“重點產業振興和技術改造(第三批)2010年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共獲國家批準下撥專項扶持資金560萬元。

凱說：“他們公司也研究過做回收的工作，但最終決定放棄。”他表示，在理論上很符合現在的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上，廢舊鉛蓄電池冶煉是選擇干法冶煉，還是選擇濕法冶煉是個挑戰。選擇干法冶煉排放很難達標。

能電池集團(安徽)有限公司(下稱天能安徽)一位內部人士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亦稱，天能動力在這方面的技術還是比較欠缺，在安徽界首設立一家公司就是希望能夠從當地再生鉛企業安徽省華鑫鉛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華鑫鉛業)那里學到更多煉鉛技術。

不等于最好

內部人士所說的華鑫鉛業，位于國內最大的鉛蓄電池回收基地 安徽省界首市田營工業園，是園區的代表企業。

根據《中國環境觀察》今年4月份報道稱，“在田營工業園區隱蔽的一角，一處破舊的房屋里面無序地堆滿了鉛、塑料等各類垃圾廢料，臟亂不堪，令人作嘔。村民說，工業園區的數十家企業都往這里倒垃圾，這所破舊不堪的房屋儼然成了盛放各種固廢的垃圾站。有些企業，更是直接將固體垃圾傾倒在渠溝或農田里，當上級部門來檢查時，他們會提前雇來挖掘機將垃圾匆匆進行掩埋，而檢查組一走就又開始肆意傾倒。”

本刊記者在田營工業園實地采訪時發現，雖然沒有此報道的那么嚴重，但也看到工業園管委會辦公樓北面有多個露天場區無序堆放著廢舊鉛蓄電池的外殼。

該媒體還報道，“據張窯村村民反映，他們種植的蔬菜也無人敢買，只要一說是田營的菜就沒人買了，別人也怕他們的蔬菜里面含鉛。”本刊記者也通過當地居民了解到確實空氣中有異味，但當地人也表示不影響農業生產。

同時，據當地人反映，華鑫鉛業現在正因排放不達標處于停產狀態。本刊記者確實看到華鑫鉛業處于停產狀態，但未能證實其排放不達標的說法。

當地一位公務員對本刊記者表示，“因為鉛中毒而死人的事件他是沒有聽說過。”他還轉述了華鑫集團創始人朱桂賢一段這樣的話以表示鉛污染并不可怕，“那時候家里就一口鍋，說句不夸張的話，我們煉完鉛還用這口鍋做飯，我現在身體好得很”。

2003年華鑫鉛業由12家企業組建而成，公司布局只是30來個車間連片而建，形式上像是個集團公司，但幾乎每個車間都有一塊“安徽華鑫集團”的招牌，又像是不同公司的車間。

拆解中心的兩個車間有大型拆解機器，而其他車間卻還是人工用錘子拆解。生產工藝并不是當地有些部門和企業所說的“是國內甚至世界一流的先進生產工藝”。

界首有過慘痛的過往。新華社曾報道，1995年后，界首市田營鎮和太和縣肖口鎮每年因腹痛、貧血等癥狀被診斷為鉛中毒的患者不少于100人，一些兒童中毒者常并發中毒性腦病和中毒性肝病，并出現中毒死亡的病例。

最先處理此事的卻并非從界首市政府這一級開始，而是從安徽省政府。據《中國環境報》的報道顯示，“2001年國慶節前夕，安徽省省長許仲林在一份以《界首市田營、太和縣肖口非法煉鉛，造成嚴重污染》為題的新華社內參上做出批示，阜陽市隨即下發《關于立即停止土法煉鉛的緊急通知》，界首市(以及臨縣太和縣)農村所有煉鉛企業及個體生產戶才被告知停產。”

但效果并不好，界首市經信委副主任于偉告訴本刊記者：“界首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是安徽、河南兩省交界處，你一打擊他不在界首煉，轉身就到河南去煉了。”

為了解決打游擊戰式的關停問題，界首市政府早在1999年就決定讓田營鎮“十三窯”的家庭作坊式“煉鉛廠”集中搬到陶莊湖(即田營工業園所在地)，3年后成立了華鑫鉛業。

據于偉介紹，華鑫鉛業從公司成立到現在已經進行過兩次重大技改，而且還增加了先進的重力式除塵設備。不過由于華鑫鉛業拒絕采訪，本刊記者也未能看到類似有兩層樓高的重力式除塵設備。

電解液處理謎團

盡管如此，當地一些官員的解釋是，華鑫鉛業現正在進行第三次關于再生鉛拆解工程的技改，“整個投入不少于3個億”。

但對于污染問題華鑫鉛業顯然并不愿意接受采訪。本刊記者于6月12日試圖聯系其副總經理朱寶義采訪時，被告知他與父親朱桂賢一同在成都考察項目，但就在幾分鐘前，本刊記者通過其大哥朱寶紅的公司安徽華森電源有限責任公司(下稱華森電源)員工指認了朱桂賢騎著電動車離開了華森電源。

除了車間的鉛塵污染問題，“電解液”這個重要污染載體是如何處理的，外界并不知情。據于偉解釋，動力電池在使用報廢后電解液基本干涸，而且他們“有一個自動化拆解設備，在自動拆解時有儲罐對廢酸液進行回收”。

然而，本刊記者卻從界首市天成鉛業有限公司(下稱天成鉛業)負責人谷自全那兒聽到了另一種說法。

有當地人告知，天成鉛業就是替華鑫鉛業回收廢舊鉛蓄電池的中間商，而且他們間的關系似乎還不止于此。在谷自全的名片最上方還印著“安徽華鑫鉛業”六個大紅字 與下面的黑體字區分開。

而天成鉛業的辦公地點“劉塔橋橋頭”甚為神秘 這個地方就是與河南省沈丘縣交界處 從界首沿02往沈丘方向，剛過指示路標不遠的路邊就是天成鉛業，如果沒有熟人領著很難找到天成鉛業的辦公地點。雖然他名片上寫著是公司，但辦公場所卻非常簡陋，只有一個簡易的棚子，里邊連像樣的辦公桌椅都沒有。

盡管谷自全的“公司”非常簡陋，但卻承擔著去除電解液的“重任”。因為“華鑫鉛業規定有‘水’的電瓶他們是不會收的”。而在他簡易的“辦公室”里只有一個不到1平方米的小池子用來“盛放”電解液。對于如何處理電解液，谷自全會跟問這樣問題的小商小販說：“你只要賣給我貨就行了，其它事情你不用操心。”當地人也不太清楚電解液的最終去向。

無奈選擇

　　鉛蓄電池的鉛污染主要來源于小商小販和小冶煉廠，而當初界首就是這么起家的。這還源于其上千年的彩陶業。“一個產業的發展不是無緣無故的，它有它的歷史淵源，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于偉對本刊記者解釋，彩陶中的釉需要鉛才能更好地粘附在砂之上，也才能讓釉面更加美觀和平滑。

　　但是，上千年的界首彩陶卻面臨著被淘汰的嚴峻現實。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塑料等彩陶的替代品廣泛應用，界首彩陶開始沒落。鉛蓄電池隨著電動助力車逐漸開始進入大眾生活。以朱桂賢為首的“十三窯”彩陶藝人則轉身介入鉛蓄電池回收和冶煉。

　　“挖一個洞，上面放一口鍋，就開始燒。鉛往鍋里一放，就開始煉。”這就是朱桂賢他們最開始煉鉛時的面貌。于偉解釋，朱桂賢他們走出家門，收購廢舊蓄電池，開始了家庭作坊式的土法煉鉛。

　　回報很可觀。在當時人均不到1畝地的田營，搞副業是人人“求生”的愿望。有媒體在2001年的報道顯示，當時每噸再生鉛錠純利潤約100-150元。這立即激起了“蝴蝶效應”的發生。包括田營鎮和臨近的太和縣肖口鎮大批村民開始效仿朱桂賢的土法煉鉛。據初步統計，在約1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兩個鎮有年加工鉛錠3000-6000噸能力的煉鉛廠22家，個體家庭拆鉛戶2000余家，直接涉及人數約1.5萬人。

　　煉鉛企業成為鎮政府的支柱企業和利稅大戶。過去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在田營工業園入口處張貼的“光榮榜”顯示，2011年田營工業園各企業銷售收入總計近9億元，上繳國稅2.33億元，地稅0.71億元，而界首市財政收入也就9億元左右。當然，今天的再生鉛冶煉方法與昔日土法冶煉已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朱桂賢等人帶動起來的土法煉鉛盡管讓他們填飽了肚子，卻也產生了污染。“對于鉛污染，當時他們根本就沒有這個意識。”一位當地官員透露。

　　于是，“村村冒火，戶戶冒煙”的局面驟然出現。時至今日，有業內人士透露，在一些地方仍然還有“樓下煉鉛，樓上住人”的個別現象。

　　據業內人士分析，鉛蓄電池的污染防治涉及到行業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往往各個部門各管一段或交叉重復、責任不明，沒有牽頭部門總體謀劃和協調，所以，即便出臺了不少政策措施但卻難以形成合力看到效果。

　　此外，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工程師張昱對《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表示，解決回收的無序和混亂問題，需要抓住僅有的兩三百家冶煉廠來間接管理小商小販，并通過建立鉛資源跟蹤系統來扶正鉛蓄電池行業的發展。

　　《鉛蓄電池行業準入條件》的出臺正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誰能替代鉛蓄電池？

　　“談鉛色變”的結果是不是意味著鉛蓄電池時代的結束？

　　浙江省鉛蓄電池行業協會秘書長姚令春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從目前國內的發展情況來看，鉛蓄電池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正如同鋰電池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

　　他表示，鉛蓄電池已經誕生了158年，從誕生之日起全世界都在研發有沒有新的技術能取代它，但是依然沒有成熟的技術能夠完全取代鉛蓄電池。經過嚴格的控制，可以防止鉛蓄電池的污染。

　　有數據顯示，中國是全世界電動自行車最大的生產和消費國，產量和消費量均占全世界90%左右，而鉛蓄電池是目前我國數億輛電動自行車和電動摩托車的主動力源。鉛蓄電池的銷售額仍居電池之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被取代。

　　尚未完善的鋰電池

　　近年來我國新能源汽車發展迅速，借著這股東風，鋰電池行業也開始進入發展快車道。但鋰電池是否能夠迅速取代鉛蓄電池的江湖地位尚未可知，更何況，鋰電池也存在環保隱患。

　　目前我國的新能源汽車還處于相對初級的發展階段，但為新能源汽車提供動力的鋰電池制造企業卻似乎已經開始進入大躍進的發展模式，如果不能夠進行合理規劃和布局，可能會造成一邊是供給不足，一邊卻是產能閑置的尷尬現象。

　　當前國內鋰電池生產企業大都是中小型的民營企業。從電解液的生產、正負極材料的生產到隔膜材料的生產，再到電源管理器件的生產，都有相對較大的技術壁壘，且各自為戰的現象非常普遍，這就導致了產業鏈條拉得過長，難以保證電池的質量、安全以及使用壽命。

　　即使是鉛蓄電池行業最被詬病的污染問題，鋰電池也未必擁有優勢。目前國內鋰電池的電解液主要成分是六氟磷酸鋰，這種物質的處理和循環利用是一大難題，姚令春說：“鋰電池和鉛蓄電池相比，不可降解且不可循環，這讓它的污染性也非常高。”

　　在這方面，鉛蓄電池擁有明顯優勢。據中國電池工業協會綜合業務工程師張昱介紹：“目前電池的鉛回收率能達到98%左右，這是循環經濟的最佳體現，但鋰回收還比較困難，屬于不可再生資源。”

　　更何況從價格角度來看，鉛蓄電池的競爭力在目前更是鋰電池無法比擬的。江蘇新日電動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胡剛對本刊記者表示：“根據消費者需求的不同，新日電動車有鉛酸的也有鋰電池。目前鉛蓄電池由于性能穩定，價格經濟，處于主導地位。目前性能同樣的一組電池，鋰電池的價格是鉛蓄電池的3倍。”

　　鋰電池自從誕生之日起，其安全性也一直受到質疑。姚令春表示：“目前鋰電池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都不高，經常有電話或者筆記本上的鋰電池出現爆炸的情況，在這方面鉛蓄電池還是比較安全的。”

　　鉛酸已死？

　　鉛蓄電池是指電極由鉛及其氧化物制成，電解液是硫酸溶液的一種蓄電池。中國是鉛蓄電池的生產大國，約占世界一半的鉛蓄電池產自中國。隨著鉛蓄電池的廣泛應用，各類鉛蓄電池的污染問題也接踵而至。但早在2010年底的一場鉛蓄電池行業研討會上就有專家指出，由于技術水平和工業裝備上的持續改進，鉛蓄電池生產過程中的鉛污染已可以有效控制。

　　以美國為例，目前鉛蓄電池的用鉛量占其用鉛總量的95%以上，但造成的鉛排放僅占其總排放量的1.5%。根據美國的統計數據，鉛蓄電池行業所產生的鉛污染已遠遠小于航空工業、煉鋼和鍋爐加熱、發電等行業。鉛蓄電池在使用過程中已不會產生鉛污染，而制造環節控制鉛污染也是可以做到的。2008年，美國政府已將鉛蓄電池生產從主要鉛污染源中排除。

　　“其實，鉛蓄電池行業的污染是可控的，也并非是要被淘汰的行業。”據姚令春介紹，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宣布，用24億美元支持48個項目，用于下一代電池和電動汽車的研制與生產，其中就包含6680萬美元支持鉛蓄電池項目。由此看來，當前還沒有一種其他電池能夠在經濟性和效率方面完全取代鉛蓄電池。在中國，鉛蓄電池的生產技術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還有企業曾獲得環境保護部授予的“國家環境友好企業”稱號。

　　鋰電世界CEO于清教也對本刊記者表示：“鋰電池也有一定程度的污染，只是涉鉛企業污染程度更進一步而已。實際上，從現有的環保標準、清潔生產要求和技術工藝裝配完全可以讓鉛蓄電池做到污染減輕或根治，這方面，日本、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鉛蓄電池究竟是黑色能源，還是綠色能源？既然鉛蓄電池生產技術已經達到了鉛的零排放，為什么污染事件還會頻發？

　　在去年行業整治之前，國內的鉛蓄電池行業基本上以小企業為主，有的小企業投資僅僅幾十萬元，完全無法做到通過先進的裝備和工藝技術來對污染物進行有效的控制。

　　整治鉛蓄電池生存環境已經迫在眉睫。

　　控制污染

　　“鉛蓄電池本身不污染環境，而是鉛蓄電池生產、回收過程當中污染控制沒有做好；不是鉛蓄電池的問題，而是管理的問題，打板子不要打錯。”中國工程院院士楊裕生和其他業內專家都曾在公開場合呼吁。

　　在鉛蓄電池的生產環節產生的污染主要集中在涂板、電池清洗工序產生含鉛的重金屬廢水、在板柵鑄造、合金配制、鉛零件及鉛粉制造等工序產生的多種含鉛煙、鉛塵。

　　但姚令春表示在生產環節的污染已經基本得到控制。他表示，鉛蓄電池在生產的過程中確實會存在一些污染，但這是完全可控的。最開始這個行業的管理者和經營者對鉛污染沒有高度重視，但是近年來隨著政府對企業管理得更加嚴格，包括去年5月份由九部委對全國重金屬企業進行了專項整治，現在鉛蓄電池的生產廠家從3000多家降低到不足1000家。以浙江省為例，從原有的328家減少到不足50家，到今年年底，不符合要求的企業基本上就會全部被淘汰。

　　中國電池工業協會理事長韓作也對本刊記者表示：“就目前鉛蓄電池行業的發展情況來看，生產環節的污染基本上被控制住了。但由于鉛蓄電池的回收環節基本上處于無序狀態，所以在這一環節中產生的污染還是比較嚴重的。”

　　近年雖然大量不合規范的鉛蓄電池生產廠商被緊急叫停，但這僅僅是控制了生產環節，對解決回收環節的污染并沒有幫助。

　　根據2011年3月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向有關部門提交的《廢舊鉛蓄電池回收押金制度的建議》顯示，尚無一家企業建立了全國性的鉛蓄電池回收網絡，也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建立了規范運行的區域性回收網絡。

　　在我國，經過持續的技術改進，動力鉛蓄電池產品都是全密封的，使用過程中不會因泄漏而造成污染。在回收環節，因為廢舊的鉛蓄電池仍有很高的商業價值且體積較大，所以和手機電池及眾多一次性電池不同，其回收率高達97%-98％。

　　有分析師指出，在此之前，電動車企業將產品出售給消費者之后，鉛蓄電池產業鏈也就終止，很多不正規的小作坊將鉛蓄電池回收之后，便直接將鉛酸液體倒掉，導致了更為嚴重的環境污染，同時在廢舊鉛蓄電池回收熔煉加工過程中，產生鉛塵、冶煉廢渣及廢水。由于環保設備投入或企業自律不足，使得這些企業的鉛蒸氣、鉛塵等污染物排放嚴重超標。

　　中國化學與物理電源行業協會秘書長劉彥龍對本刊記者表示：“鉛蓄電池的骨干企業必須多做一些電池回收的工作，政府應該對規范的企業進行更多的補貼。”

　　以國內電動自行車典型代表新日電動車為例，胡剛表示：“目前回收蓄電池已經成為重要的循環經濟狀態，鉛蓄電池回收已成一項有利可圖的民間經濟行為，因此擔心亂扔鉛蓄電池會污染環境是缺乏常識的主觀臆斷。新日電動車要求電池廠簽訂‘一對一’舊電池回收協議，即新日采購多少組，供應商就必須回收多少組。”

　　雖然丟棄已經很少出現，但目前鉛蓄電池的回收環節還處于一個無序的狀態。韓作說：“雖然國家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法律和規定，但是法律執行層面相對較差，這也造成了回收環節成為鉛蓄電池污染的重災區。”他表示，國外有些國家提出了蓄電池只有使用權沒有擁有權的做法，通過一些經濟上的懲罰性措施來強制使用者將鉛蓄電池統一交回生產廠處理，但是在國內推進這種措施還是不太現實的，因為這種模式會加重企業的運營負擔。

　　長期以來，鉛蓄電池給人們留下污染的印象，主要源于其使用鉛。事實上，鉛蓄電池污染不是其本身的屬性，高污染風險并不等同于會造成實際上的環境污染。只要管理得力，產生的污染完全可以實現有效控制。目前，國家實施優惠政策，鼓勵大型廠家回收廢舊鉛蓄電池，如果再輔以立法來嚴格約束廢舊鉛蓄電池的回收，加強廢舊電池回收環節的管理，鉛蓄電池在回收環節出現的污染漏洞是可以彌補的。

　　由于鉛蓄電池憑借技術成熟、成本低廉的特點，在汽車啟動、電動助力車、通信電力備用電源、風電光伏發電儲能等領域仍是主流技術。未來，鉛蓄電池的重點發展方向為閥控式密封、膠體、卷繞式、雙極性、超級電池、鉛碳電池等新型鉛蓄電池，其安全性、比功率、比能量及使用壽命會大大提高。

　　目前，我國鉛蓄電池的生產工藝并不落后，已接近歐、美、日等國家和地區的水平。如果在回收和生產環節加大立法和管理，完全可以使鉛蓄電池產業去污染化。韓作表示：“要想達到根除污染問題，必須由政府、企業、協會，三方共同努力，以有序打擊無序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急需建立鉛回收監控系統

　　在中國鉛蓄電池行業發展的二三十年間，再生鉛資源成為利益載體，既成了企業抬高鉛蓄電池產品價格的理由，也成了環保部門整治鉛蓄電池行業污染問題的最大難處。

　　核心問題還是在鉛蓄電池下游產業鏈上。由于門檻低、技術含量較低，在利益的驅使下，個體戶反而成為廢舊鉛蓄電池回收的主力軍，這也成為整個行業中污染最大的環節。而在這個產業鏈下游的小冶煉廠又由于冶煉過程中的污染成為眾矢之的。

　　中國電池工業協會理事長韓作和中國電池工業協會綜合業務工程師張昱告訴《中國經濟和信息化》記者，鉛蓄電池回收的無序，是因為鉛成為了利益的載體。如何解決回收的無序難題，中國電池工業協會提出，只有通過建立鉛資源跟蹤系統才能從根源上處理好這個問題。

　　CEI：鉛蓄電池回收行業本身是從個體戶發展而來，他們中有些發展成了今天的大型企業，但回收這個環節至今被個體戶繼續“壟斷”著，你如何看這個現象？

　　韓作 ：鉛蓄電池無序回收是因為它是個利益載體 跟地溝油似的，幾萬個個體戶，政府和企業怎么跟他們競爭？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呼吁了很長時間，至今難以見效。無序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部門來管這個事情，但卻也絕不是一個部門就能推動的事情。

　　CEI：高價買回來的廢舊鉛蓄電池是不是會變相推動新電池的價格？

　　韓作 ：新電池是買鉛，廢電池是賣鉛，兩個都是利益。所以回收價格越高，鉛的價格就越高。由于回收成本高，生產企業為了獲利，新產品賣的價格自然也要水漲船高。

　　CEI：如何打破個體戶“壟斷”鉛蓄電池回收這一環節？

　　韓作 ：我們現在正準備向國家有關部委打報告，要實行更為有效的“以舊換新”措施來解決這個混亂的局面。

　　張 昱：這個是我們協會正在做的一個課題，主要針對國內鉛蓄電池解決方案的研究，提出來的技術路線有多種，目的是讓無序回收變有序，其中一種方案是“以舊換新”。

　　同時，我們提出了保證金補償制度。這個也是為了鼓勵“以舊換新”，跟“以舊換新”配套。就是說，針對已有鉛蓄電池的消費者就實施“以舊換新”策略，而針對新買消費者，他們就得支付一定的保證金 主要是為了提高小商小販的違法成本，同時提高消費者主動將廢舊電池返還至有序回收體系的個人意愿。

　　CEI：歐美在處理鉛蓄電池回收方面的經驗可否借鑒？

　　張 昱：小冶煉廠可以通過管理監督取締掉，但是非法企業就難辦了。這一方面需要社會監督，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關法律，就是要提高他們違法的成本。比如在德國等歐洲國家，只要發現你是非法冶煉的，就會處以高額罰金。這對企業來說是致命的打擊。

　　他們的罰款也不是留給政府，而是給那些做得好的企業以補貼。不僅如此，如果被處罰的企業還要繼續生產，就得正式登記，需要進入行業登記系統。進入登記系統后，所有的生產行為都受監控，這種監控甚至到了每公斤鉛的價格都能算出來，也知道鉛的流向和來源。

　　CEI：大企業的銷售網絡是比較健全的，那么回收與銷售是否可以對接？

　　張 昱：相關政府部門都比較支持企業利用自有銷售網絡形成整體回收體系，然后通過產業聯盟，相當于構建一個大的聯合體，可以形成一個逆向物流回收體系。無論從經濟和社會意義層面，還是從可操作性方面分析，回收廢舊蓄電池，從大企業的銷售網絡推回去形成一個逆向物流體系是最有可行性的。

　　CEI：消費者是否也應該自覺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和義務？

　　韓作 ：消費者必須承擔責任！改革開放以來消費者受益不受益？這個疑問的答案是肯定的，既然消費者是受益者就必須承擔責任。在國外，消費者是必須把廢舊鉛蓄電池交給有資質的回收站點。不僅要交，還要付錢。

　　當然國家責任更重，環保既是公民的事，更是國家的事。你向企業和納稅人征稅了就必須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CEI：信息化手段是否有助于解決這一難題？

　　張 昱：當然，對鉛蓄電池行業的企業可以通過建立注冊機制來統配管理。因為社會各界均注重鉛使用和污染問題，所以只要利用這個系統對鉛的流向進行追蹤，即對每一噸鉛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進行系統的跟蹤和核查。這個跟蹤是對整個產業鏈的跟蹤，從回收企業到冶煉廠，到鉛蓄電池生產企業，再到下游使用企業，甚至是消費者。

　　在德國，生產企業的鉛資源有進有出，相關部門通過鉛資源進行加減來核對，進貨和出貨一旦沒有對等，企業就會被列入重點監控對象，如果查到問題就會被處以高額罰金。

　　CEI：國內也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控系統？

　　張 昱：解決問題之前，是需要花一定時間弄清問題的，大概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現在都知道回收有問題，到底問題出在哪里，什么人在干？到底是什么人在收鉛板，又是往什么冶煉廠送？政府光管小商小販沒用，全國那么多人怎么管得過來，就算立法了管也夠受的。

　　所以，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流轉監控體系，就是把電池生產企業、再生鉛企業，最好還能把回收企業納入到這個體系中，這樣就能讓所有的鉛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且先不說哪家企業做得好，哪家做得不好。先找到哪家企業的鉛進貨出貨是有問題，至少得先知道哪個地方有非法回收的企業存在，然后才能去做。找到了具體的問題癥結和關鍵所在，才能著手采取辦法去解決。

　　CEI：當下急需解決的是小型冶煉企業的污染問題？

　　張 昱：小商小販為什么愿意花更高的錢從消費者手里把鉛買回來，那是因為他可以逃避環境責任，以危害環境換取鉛資源帶來的暴利。他再賣出去的時候，肯定就到冶煉企業了。所以，小商小販人數眾多難管理，而冶煉企業作為他們的鉛資源接收企業，是整個問題的一個關鍵環節。因為他們是一個鏈條上的“螞蚱”，把最關鍵的地方解決了，那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全國只有300多家冶煉廠，這比小商小販少多了，也好管理多了。